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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根源、条件与基础

发布时间:2019-06-19 06:14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从过去落后的社会生产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美好的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亟需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进行深刻剖析和准确把握。从历史、现实与理论的角度,深入挖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所遵循的历史根源、现实条件与哲学基础,为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提供新的理解框架。

  正确判断和把握各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我们党在长期的实践斗争中形成的重要经验,也是确保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方针紧扣发展现实的重要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①]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判断,坚持历史逻辑、紧扣发展现实、充分体现辩证统一规律,深刻凝练了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全党全社会准确把握新时代工作重心和主线提供了基本的战略遵循和实践依据。全面把握、理解、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新表述,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社会系统运行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矛盾,影响和决定其他社会矛盾的产生、发展与消亡,贯穿于全社会的各领域、各方面。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全党形成了通过判断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来把握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的重要经验。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主要矛盾来自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各自集中代表者,属于被剥削阶级的劳动者与属于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占有者。由剥削与被剥削的两大基本阶级的矛盾对立中形成社会的主要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是新生共和国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1949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对解放战争之后以及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矛盾进行了分析“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②]。1953年前后通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反革命基本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残余势力的矛盾。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伴随我国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上升为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1952年底党中央根据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完整表述,我们党再一次通过把握主要矛盾的转变提出契合现实的政策方针。“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③]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我国顺利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指导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过渡时期总路线存在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如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过渡时期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为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基本阶级之间的对立,社会主要矛盾及各方面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为了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党中央开展多次调查研究,以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为代表,我们党开始概况总结新时期我国社会矛盾的新表现,提出“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④]。到1956年9月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对我国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准确判断。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⑤]这一表述意味着社会主要的生产关系在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同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不够匹配,破解这一矛盾的社会主义的方法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满足需要。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是准确的,确定的路线方针设想是具有创造性意义的,标志着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高度。但在实践中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未能够坚持下来。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错误判断以至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严重曲折。(二)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革时期

  的错误方针,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主要矛盾决定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⑥]。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接续奋斗中,党中央继续坚持和完善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党的十三大报告在坚持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基础上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强调“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⑦]。党的十五大突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长期性和涉及范围,强调“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⑧]。党的十六大基于我国小康的总体水平延续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强调“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十七大从社会基本矛盾两个方面着手坚持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指出“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⑨]党的十八大继续坚持了历次党代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判断,强调“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⑩]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坚持八大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基本判断的基础上结合近五年来的历史性变革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进一步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11]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与我国人民生活需要的更高要求出发,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认识。从党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来看,消灭阶级对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社会主要矛盾从基本阶级对立之间的矛盾转变为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我们党围绕发展社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这一主线,带领人民一以贯之的接续奋斗。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准确客观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及以后党代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继承和完善也是符合发展现实的,深刻理解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新变化,就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党领导全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来把握,从我国发展的具体现实来把握,从发展社会生产与满足人民需要这一矛盾主线来把握。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12]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新表述,是在直面人民发展要求立足我国发展实践基础上所作出的重大政治论断。这一新表述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从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再到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13]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高度概括和反映了新的历史方位下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需要的时代性变化、满足需要的约束性要素。(一)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保持中高速增长,特别是经济总量方面,

  年达到743585亿元,同比增长6.7%,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8%。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额一直位居世界第二,特别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以上,位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动力的最大引擎。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高铁运营总里程、港口吞吐量以及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均位居世界前列。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最新报告“再次上调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将9月份预测的6.7%调高至6.8%”。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四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截至2017年底,我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水,中国自主设计建造航母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全球最大自动化码头上海洋山港四期试运营,第二架国产C919大型客机完成第二次试飞,国产全球最大水陆两栖飞机AG600首飞。无论是在轻工业生产领域还是重工业生产领域,我国社会生产能力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许多领域如量子通信、人工智能、深海探测、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社会生产的各个不同角度来看,我国面临的经济短缺问题从根本意义上来看已经转变过来了,因此“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表述已经不能完全符合我国发展的客观现实。“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14]。这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从主要解决“有没有”到着力解决“好不好”,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时代要求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二)人民需要的时代性变化

  年的世纪之交达到了总体小康,目前即将实现全面小康。从人民群众的收入这一纬度来看,我国居民收入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人均GDP从改革开放初期156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8000多美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改革开放初期的133.6元增长到2016年的12363元。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的大幅减贫,农村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2016年的4.5%,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039万人下降到2016年的4335万人,成为引领世界减贫事业的风向标。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城镇居民健康状况显著改善,人均预期寿命2016年达到76.5岁,多项指标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978-2016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当人的某一级的需要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如此逐级上升,成为推动继续努力的内在动力。”

  [15]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于经济短缺阶段,人民群众面临基本生活困难,主要解决吃饱穿暖、衣食住行的问题。但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到吃饱穿暖问题彻底解决以后,人民群众的需要也呈现个性化、多样化特点,对教育、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居住、生态环境和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要求与日俱增,群众的法治意识、民主意识、公共意识、环保意识也不断增强。人民需要的提升,特别是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当前发展难以完全满足人民需求之间的矛盾成为了时代变迁下人民群众面对的主要问题。近年来,如食品安全、医患关系、教育就业、住房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公共新闻的舆论热点“舆情事件类型中,社会民生类仍占绝大部分,其中又以医疗卫生类舆情事件(话题)数量最多,网民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呈上升趋势。政务法律类、科教文体类和传媒网络类舆情事件(话题)也颇受关注,其中教育类舆情事件(话题)明显增多。”[16]充分反映出了我国当前人民生活需要内容的日益广泛与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升级。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收入出现较大变化。“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比2012年增加7311元。2017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7.3%,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超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9个百分点”[17]。从消费支出比重来看,“2016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比2012年下降2.9个百分点,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比2012年提高2.0、0.7和1.3个百分点。从经济结构来看,“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8%,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快1.1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51.6%,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从消费增长领域和速度来看,“消费较快增长主要集中在仍有较大潜力的旅游、医疗、保健和家政等服务方面,还集中在家装家饰、汽车等与住房和交通通讯有关的领域”。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来看,“2016年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其中农村地区普及率达到33.1%;移动互联网接入量93.6亿G,比上年增长123.7%;互联网上网人数7.3亿人,增加4299万人”。“2016年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26.2%,比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快15.8个百分点;快递业务量达312.8亿件”。从新产业新产品的成长来看,“2016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0.5%和10.8%,新能源汽车增长40.0%,工业机器人增长30.4%,集成电路增长21.2%,智能电视增长11.1%,智能手机增长9.9%。”[18]一系列的数据变化反映出了当前我国社会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范畴不断拓展,形式日益多样,追求不断升级,生活需要已经发生显著的时代变化。(二)满足需要的约束性因素

  我国社会经济运行系统中一方面是我国社会生产能力的总体提升,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但与此同时社会矛盾冲突不断增多反映出了制约人民群众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仍然有很多。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总结我国过去

  年来的历史性变革,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进而成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他方面、领域的问题受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和影响。所谓不平衡主要指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与各阶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东中西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和社会、物质与文化、经济与国防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在不同的区域、领域和方面存在长短不一良莠不齐的现象,这种失衡的状态约束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整体提升。发展不充分指一部分区域、领域和方面发展不足的问题,部分区域、领域和方面发展的不充分成为发展失衡的直接原因。从我国的整体生产力水平来看,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跃居世界第二,但同时也存在诸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问题,特别是先进生产力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中西部个别节点城市和增长极,诸多地区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不足。从全国来看生产力分布状况十分不平衡。像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地区受资源、区位约束,生产力长期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与中心大城市形成鲜明的差距。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来看,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轻视了生态环境方面的发展,过于注重经济总量的提升,以致于产生了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从城乡发展差距来看,城乡发展差距较大,特别是东部地区和一些大城市,其发展的现代化水平达到甚至超越了国际水平,但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较为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人均GDP来看,虽然国民收入在世界上处于中等偏上行列,绝大部分人都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在人均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报告,

  年我国人均GDP折合后达到8280.09美元,世界排名73。与GDP总量位列世界第二相比,差距悬殊。截至2016年底,农村贫困人口仍然存在4335万人,但这部分贫困人口由于因病致贫或丧失劳动能力致贫,其脱贫的难度和艰巨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民生领域存在不少短板,特别是人民群众在教育、就业、养老、医疗和居住领域中,许多矛盾问题积累激化,社会矛盾治理、全面依法治国的各项工作任务繁重,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亟待加强,一系列由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带来的问题,成为现阶段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主要根源。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9,2016年为0.465。以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0.4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之间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悬殊。虽然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逐年降低,但仍然位于国际警戒线以上水平,充分显示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情况。除此以外,2016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280.09美元,只达到了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0200美元的81%左右。即使到2020年我国实现了全面小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只是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三、准确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哲学基础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揭示了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

  [19]。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运动变化,形成了分析矛盾,研究矛盾,把握矛盾,推动矛盾变化发展的方法。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一)社会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矛盾普遍性强调“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存在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20]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体现在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和广泛性。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我国发展的前进道路上出现许多从未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困难。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的矛盾、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脱贫攻坚与发展滞后的矛盾、医疗供给不足与医疗需求扩大的矛盾、企业招工难与毕业生求职难的矛盾、教育的普惠发展与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出现既是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问题和不足所在,也是推动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动力。列宁关于矛盾普遍性的定义指出“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

  [21]阐明了矛盾存在的过程性,矛盾自始至终存在于每一过程的开始至结束阶段。正如近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是在旧的矛盾完结后出现新的矛盾,由此构成的矛盾对立统一的发展过程。从帝国主义同国家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的矛盾,再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以及落后的生产与人民需要的矛盾,都是在解决现有主要矛盾后就会出现新的主要矛盾。“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22]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指具体事物的矛盾及每一个矛盾的每一方面都有其特点:表现为不同事物有不同矛盾,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矛盾,同一事物中不同矛盾的不同方面也各有其特点。矛盾的特殊性是我们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和准确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23]具有不同特殊性的矛盾其解决方法也必然不同,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论的理论根源。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24]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其途径一方面是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角度上,也就是从各个矛盾相互联系的纬度上把握特殊性,另一方面是要从矛盾着的各个方面出发把握特殊性。从矛盾的各个方面出发,把握矛盾着的每一个方面在整体矛盾关系中处于何等地位。第三个方面是要从矛盾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上,矛盾的变化过程中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准确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恢复了八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决定了党的十二大强调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的判断。决定了党的十四大强调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判断。决定了党的十五大作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过程与各个方面中贯穿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决定了党的十六大对当前小康水平作出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判断。对矛盾特殊性的把握是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上细微差别的方法论基础。(二)社会的主次矛盾与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

  ”。社会主要矛盾发展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根据。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贯彻于全部社会形态之中。”[25]从社会基本矛盾的结构来看,生产与需要是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条主线。“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26]这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始终围绕发展生产与满足需要,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展开的理论基础。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论断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遵循生产与需要这一主线,从生产力范畴来表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生产关系这一方面阐述美好生活需要。《矛盾论》中指出“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他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27]因此,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框架中产生的社会主要矛盾之外,在上层建筑范畴中同时存在着社会的次要矛盾。即包括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的矛盾以及各领域内部的矛盾。比如政治上层建筑方面,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与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矛盾,具体的例如祁连山系列环境污染案、于欢辱母杀人案、梁信诉中央芭蕾舞剧团著作权纠纷案、保姆纵火案、共享单车押金退费问题等案例都体现出政治上层建筑中的社会矛盾。同时在思想上层建筑领域(社会意识形态)也存在社会次要矛盾,如当代社会思潮冲击与坚守主流话语权的矛盾,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思潮、新自由主义等等各类思潮思想多元多变冲击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这些次要的或非主要的社会矛盾统一受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主要矛盾的影响,领导或决定其他社会矛盾的地位和变化。虽然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矛盾属于次要矛盾,但在某种条件或情况下主次矛盾力量会发生变化,以至于实现主次之间的转变。“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其他方面是次要的。”

  [28]即在各种矛盾之中,除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分以外,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可以分为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事物的性质往往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两方面的范畴来看,作为生产力范畴的是否平衡充分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范畴的是否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生产关系范畴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反作用于或引领生产力范畴的更为平衡充分的发展。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由在生产力范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所决定或制约的。比如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区域的不平衡、产业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经济社会国防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成为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掣肘。特别是生产力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直接制约了生产关系领域中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及法治、安全、环境等更大范围内的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以劳动过程为基础对生产力要素进行阐述指出“劳动过程中简单要素是有目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9]。如果单纯以生产力的定义为基础阐释生产力要素则包括劳动者和以生产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劳动资料二个要素。如于光远先生提出的“社会生产力是由生产者和生产工具两要素结合而成的”[30]以生产力中的劳动者要素为例,生产力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体现为劳动者在区域领域间的不平衡不充分集聚,高素质劳动者普遍集聚向一二三线大城市,五六线偏远城市缺少人才、技术、资金等多个方面的生产力要素。与劳动者所配套的劳动资料、劳动工具、资金、政策等生产要素也同样实现了在中心城市的集聚。我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至1995年的29.0%,到2015年末城市化率达到了56.1%。充分体现出了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发展是由不平衡到平衡的动态过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是永远存在的问题,但发展经过一定阶段,不平衡不充分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时候,就需要我们准确认识把握这种不平衡和不充分,深刻理解美好生活需要的约束性因素,努力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条件,推动缩小发展差距和实现均衡发展。既要看到我国生产力要素集聚形成的增长极和生活新需要,又要看到生产力要素缺失下落后地区的基础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以精致的唯心主义立场抛出“物质幸福时代已经结束,新时代来临”[31]的浅薄结论。深刻理解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从对立统一规律着手,从主要矛盾的判断深入到生产与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中,籍此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哲学基础。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并没有跳出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长历史时期。没有改变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虽然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

  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的历史性变革,需要我们牢记新时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既满怀信心、一往无前,又要如履薄冰、谦虚谨慎。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历史逻辑中,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哲学内涵中,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现实基础上,深刻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历史与现实、主要与次要、理论与实际的转变依据,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全面推进各项工作,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①]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②]:《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0-701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09页。

  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

  国家统计局:《2016年中国恩格尔系数30.1%接近富足标准》,2017年10月10日,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于光远:《社会生产力的“一要素论”》,《理论与当代》,2002年第6期,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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